两座边城力证商周早期城市文明

在今年公布的“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两座古城遗迹的名字赫然在列。它们分别是湖北黄陂盘龙城、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对这两处遗址的进一步探索，丰富了学界和公众对于中华文明早期城市的理解。

从属性来说，盘龙城古城与琉璃河古城都是“边城”，它们分别是商代早中期南方边疆的大型城市，以及西周初期边陲封国燕国的都城。与殷墟、丰镐等商周王朝的国都相比，这两座“边城”代表了不同职能、不同等级的城市，是今人深入了解商周早期城市的重要证据。

这两座古城，都是于20世纪中叶被发现。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古城遗迹仍在源源不断涌现令人兴奋的新成果：2024年，考古人员在盘龙城遗址杨家湾北坡首次发掘出走向和形状较为明确的大型条带状石砌遗迹；2019年以来，琉璃河遗址新发现外城壕和外城墙、燕侯家族墓地及平民墓地等。这些重磅级新成果，正是两处遗迹入选年度考古新发现的重要基础。

“襟带长江”的盘龙城

盘龙城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孙卓说，盘龙城遗址获评年度十大考古发现，不仅是对盘龙城遗址最新考古发现的肯定，更是对十多年来考古人员在盘龙城遗址探索大遗址考古新思路、新方法、新技术的充分肯定。

孙卓介绍，2024年是盘龙城遗址发现70周年。在2013年至今的十多年考古工作中，盘龙城联合考古队在王家嘴、小嘴、杨家湾、小王家嘴等地点持续开展了考古发掘，并在遗址保护区进行了全面的勘探工作。

坐落于湖北武汉黄陂的盘龙城遗址，犹如镶嵌在长江中游的明珠，为中华文明演进提供了独特见证。它的发现改变了学术界对于“商文明不及长江”的传统认知，是华夏文明形成过程中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发展等量齐观的历史见证。考古工作不仅发现了大量高等级、制作工艺精湛的珍贵遗物，还进一步复原出盘龙城城市聚落在商时期的空间分布情况及景观特征；首次证实了盘龙城存在较大规模的青铜器专业化生产作坊；揭示出盘龙城城市聚落的布局特征及变迁。

对于盘龙城古城的性质，学界存在军事据点说、方国说等假说，即认为这座城市可能是商王朝位于南方的军事据点，或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方方国。孙卓介绍，2024年盘龙城遗址杨家湾北坡的新发现，证明了盘龙城是一座地区中心性城市。

考古人员发现，杨家湾北坡存在着大面积石头垒砌的人工遗迹，年代属于盘龙城城市聚落的最晚阶段。杨家湾南部贵族居—葬核心区和北部石构建筑，共同构成了盘龙城遗址晚期城市聚落的中心区域，表现出盘龙城城市聚落晚期遗址具有较高的社会等级，以及中心区域在城市规划中因地制宜的规划思路。

“盘龙城遗址高规格的遗迹现象和高强度的石构工程建筑，进一步展现出了地区中心城市的地位。”孙卓说。

盘龙城遗址的新发现，不仅表明了这座城市的辉煌，更是长江流域文明发展水平以及长江和黄河流域文明对话的实证。孙卓介绍，盘龙城城市作为中原王朝向南经略的政治中心性质得到了确认，为长江文明溯源进程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

“定盘北京”的琉璃河

地处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位于今天北京市行政区划边缘的琉璃河遗址，在3000年前却是北京地区最大的政治中心。

作为西周初期燕国的都城，琉璃河古城是目前北京地区可追溯到的最早的城市文明源头，被誉为北京“城之源”。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馆员、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王晶介绍，考古团队通过历时约3年的勘探和发掘，新发现了外城壕和外城墙，明确了琉璃河遗址外城的存在，使城址规模由原来的不到60万平方米扩大到了约百万平方米。

这一发现表明，处于边陲地带的西周封国也可以有如此复杂的城址结构，与西周王朝中心周原遗址相似。这一发现印证了部分学者的猜想，也突破了学术界之前的认知。此轮考古前，琉璃河遗址已发现一重城墙，但当时的城址面积较小，结构简单，不确定是否还有更大的外城。

“了解西周，不只要了解中心，也需了解封国。燕都的两重城垣是西周分封制下国家治理、边地统治的有力见证。”王晶说。

作为西周时期北京地区政治格局的“定盘星”，琉璃河遗址拥有丰富的内涵。在近年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含“太保墉匽（燕）”四字长篇铭文的5件青铜器，意为“太保召公来到燕地建设都城”。

西周初期的重臣召公虽然被封燕地，但学界并不确定他本人是否来过燕地。如今，“太保墉匽（燕）”铭文的出现，证明了燕都的营建者就是召公本人。

在内城中心偏北处，考古人员还发现了面积超过2300平方米的二号大型夯土建筑基址，此处还接连出土了支钉板瓦、刻辞卜甲等西周高等级遗物。外界猜测这里可能是燕侯宫所在地。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以系统化聚落考古和城市考古的理念为指导，有计划地发掘墓葬、城址，探索和破解更多未解之谜，保护赓续城市历史文脉。”王晶说。

新技术引领新发现

在两处遗迹的一线考古工作现场，“90后”们已经当上了主力。考古工作是一场延续数十年的“接力赛”，每一代考古工作者都肩负着自己的时代使命。

这场“接力赛”跑的并不容易，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燕文化考古研究部馆员安妮娜介绍，仅是“看资料”一项就耗费了工作人员巨大的精力。

在长达几十年的工作中，考古工作者们积累了大量一手资料，但这些资料的格式和标准相差极大，详细程度和可靠性也参差不齐，因此光是整理统筹已有资料就需要投入大量精力。

“早年间资料缺乏数字化和标准化管理，许多信息得不到有效保存和利用。例如，学者突然过世，他手中的一些资料可能就再也不为人所知了。”安妮娜说。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安妮娜主导建立了地理信息系统，该系统可以将遥感考古、航空摄影、勘探和发掘的成果汇集在同一空间内的多个图层上，还可以实现在二维视图中绘制遗迹剖面图。

“整理资料的过程，就是把同一遗迹的考古发掘文字记录、数字化绘图、照片、三维建模、表格放在一起，相互核对，如果发现有矛盾的情况，就要去现场取证，再复核。”安妮娜说。

2019年以来，琉璃河遗址累计完成勘探80余万平方米、发掘3400平方米。大到一座祭祀坑，小到每一个探孔地层，所有空间信息都要上传至系统，由安妮娜逐一核对。

同为“90后”的廖航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学生时代曾参与盘龙城考古相关工作6年，如今在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担任考古研究部副主任。

廖航介绍，盘龙城遗址的绿松石镶金饰件出土时已散落成两部分，不复最初的样貌。他把文物带到南方科技大学文化遗产实验室，并参与了后面一系列研究、检测、复原过程。

据介绍，绿松石镶金饰件出土时，文物中间的关键菱形饰隐藏在土层中并未被发现，后来通过X光扫描技术，考古人员才在扫描图像中意外发现了这块金器的存在，证明了器物的左右两部分确实是一体的。

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宣传策划部主任宋若虹表示，随着众多年轻人的加入以及新技术的应用，考古工作已经逐渐打破学科壁垒，研究成果实现了深度融合，考古工作的效率和视野得到空前提升。

“考古新发现之‘新’，不只在于成果之新，这些成果背后的人才队伍之新、技术与思维之新，同样是令人振奋的力量。”宋若虹说。(本报记者 孙明源 吴纯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