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删诗”还原

“删诗”之争

《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从三千余篇古诗中“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选出305篇。唐代孔颖达对三千篇的数量提出疑问：“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然而，既然“三千”的起始规模存疑，那么孔子删诗一说的整体可信度也就难免受其牵连。后世之郑樵、朱熹以及朱彝尊等人，都相继从不同角度对删诗说提出了异议。近年来，认同孔子删诗说并致力于从物理形态的视角上，考证“删”之原意的肯定派研究者，已经从各地新发掘出土的简帛文献中辑得“逸诗”一百八十余首。尽管距“三千”的原初总数仍缺口甚大，但由于其包含了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组诗九首中的剩余八首，这似乎就间接证实了所谓“十取其一”的删诗之法。

此外，基于对安徽大学所藏战国竹简《诗经》、阜阳双古堆出土西汉初年《诗经》竹简等出土文献的最新梳理，研究者也详细推论了《诗经》不同版本（如西周王官本、孔子删编本、战国本等）的存在、辑集以及流传问题。这些工作丰富了孔子删诗说的支撑论据，但似乎也始终难脱修修补补式的解释之嫌。

孔子生活于春秋晚期，书面形式的诗文采集本应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所以孔子也曾有“文献不足”之叹。而另一个可谓毋庸置疑的事实则是，孔子整理各类典籍并不是为了进行个人的著书立说或是为儒家开宗立派。甚至连《论语》都是幸得仲弓、子游、子夏、有若、子张以及曾子后学等数代弟子的回忆、整理和接续性的编纂，才得以成书并流传后世。这也就意味着，多半是在孔子亲耳亲眼闻见的切身情境下，才进而发生了对某一诗文的删改需要，而几无可能是一个规定时限内的专门工作规划。换言之，要真正切中所谓孔子删诗的原意，就有必要回到孔子与其门人弟子的教学起居、周游列国以及口语日用之中。总体来看，孔子删诗的事件本原，在执行形态上可能并不是一项默然进行的、书面案头性的独立笔削工作。孔子进行删诗的动因和目标，应首先是情境化和应用性的，作用对象应是身边朝夕共处的及门弟子。

因此，明确了整删诗文是为服务于师生日常的教学与学习之用，那么这自然表明，删诗就几乎不可能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专项行为过程。进一步讲，孔子删诗应当是在一个相对宽泛的历史时段内，以较为松弛和舒缓的节奏，而持续进行的文献搜集整理与以诗为媒的教化实践。总而言之，删诗应始终是与孔子的教学育人活动同步进行的。

评述为教

《论语》直接引“诗”十余次，《子罕》篇末章所载：“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这多被认为是不见于今本《诗经》的整句逸诗。然而，殊不知“岂不尔思”其实却是《诗经》中的一句常用语，在《卫风·竹竿》《王风·大车》《郑风·东门之墠》以及《桧风·羔裘》等篇章中曾多次出现。那么为何《论语》提到的“唐棣之华……岂不尔思”这一句原初诗文，却没有保留在《诗经》之中呢？

从句式前后的逻辑关系来看，出自孔子之口的“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显然是针对前句“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尔”的评论之言。因此，实际的情况很可能是这样一种教学情境：来自众弟子或某一门人之口的“岂不尔思？室是远尔”的诵“诗”之言，为孔子所闻见。师者孔子随即当场给出了“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的点评，而整个过程则被弟子记录（或追忆）了下来。不难想见，如若是孔子独自一人伏案删诗，恐怕鲜有自言自语的必要，遑论还能够被弟子闻见；更何况“子曰”二字已经直接证明了弟子们的实际在场。换句话说，这处引文所暗藏的事件原委很大可能就是，孔子所给出的“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的非肯定性评价，连同原文诗句一起被弟子记录了下来。此后弟子一方面将师者孔子此次的评“诗”之事，记载到了语录体的《论语》之中；另一方面也促成了此一诗句——“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尔”——在“诗”中的被删去（至少是在孔门诗本之内被删）。

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还只是一种推测，但孔子的口头评价则大体地显明了孔子删诗之“删”的真正意涵。至于最终文本化、整理性的删减编定，则是之后的执行工作而已。这或许应当正是孔子删诗的事件原型之一，甚至应该也是最主要的类型。因为在《论语》中此类有直接聆听和讲授对象的说“诗”论“诗”之言，不仅频频出现，而且实际也是孔子“不学诗，无以言”、“子所雅言，《诗》《书》皆雅言”之教育主张的体现和语言运用的需要。

以文化人

《论语》中通常被视作《诗》之佚句的另一处，则来自子夏在《八佾》篇中提出的争议之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其中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一句同样见于今本《诗经·卫风·硕人》，但却并无前者句末处的“素以为绚兮”五字。实际上，这里极易被忽略的一个关键细节其实是子夏的问题本身。细察弟子的发问句式，子夏并没有使用惯常和通行的引用方式称“诗云”、“诗曰”。《论语》前后文也未见任何相关的对话语境或事件背景，子夏似乎是就诗文语句而兀然一问。那么它是不是就指向了这样一种极其可能的情况：即此次论“诗”其实也是发生在孔子施教过程当中。子夏的问题本身，其实就是对孔子讲授之言的直接引用和原话记录。也即孔子带领着至少包括子夏在内的弟子门人一同诵诗、学诗。而在讲授到《硕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句诗歌原文的同时，孔子在口头上添加了“素以为绚兮”的五字点评，以示对该诗文句意的正确解读和礼义阐发。值当此时，“习于诗、好论精微”（《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的子夏，听闻后便随即引用了“诗”之原句和孔子的五字评语，进而才有了“‘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的整体之问。

孔子曾坦言“述而不作”，何谓“述”？许慎《说文》云：“述，循也。由故道为述，故凡循其旧而申明之亦曰述”；焦循言：“已有知之觉之者，自我而损益之，或其意久而不明，有明之者，用以教人，而作者之意复明，是之谓‘述’”。依此来看，以“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和“素以为绚兮”为代表的口头述要与主旨评点，是直接关联于孔子的诗教实践。这正是作为“先觉者”和“教育者”的孔子，对‘诗’之古典教化意义的微妙阐发与悉心删述。因此，孔子删诗的事件原型，应是指以诗文评述和义理训正为主要情境方式的诗教活动。这应正如朱熹所云：“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笃定“斯文在兹”的孔子，为萃取并保存诗之思想精髓，进而将整理与传承以“诗”为代表之一的古代文献的责任使命，悄然地融入了对众弟子人文化成的述说浸润当中。

（作者：王世巍，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